《胭脂扣》的本土與懷舊

由關錦鵬執導的《胭脂扣》電影，是個穿越香港三十和八十年代的「另類」愛情故事。電影當中，透視了香港導演如何處理本土歷史和記憶。女主角如花（梅艷芳飾）為了尋找情郎十二少（張國榮飾），跨越生死來到八十年代的香港。透過時空交錯的方式，香港今昔之別（尤其地貌的改變）得以鮮明地呈現。懷舊手法更將香港歷史加以美化和修飾，讓觀眾雅俗共賞、再三回味。惟電影中歷史的真實性仍有待商榷。

《胭脂扣》的電影特效

從《胭脂扣》中，我們可以看見關錦鵬以多種電影處理技巧，去呈現三十／八十年代香港時空的轉換，以突顯箇中的今昔對比。第一，是色調的使用。三十年代，畫面用上炫目多彩的暖色調，猶見於如花身處的倚紅樓，紅色物件隨處可見。八十年代，畫面則用上冰冷的灰藍色調為主，以突顯都市大廈林立的時代感。電影裡面，由於這兩個時空經常互相穿插，色調的明確分野，就令導演無需文字描述，都能讓觀眾清楚分辨兩個年代的差異。色彩的對比，亦是古今拼湊中顯示出來的一種態度。

第二，是鏡頭的運用。電影開場時，鏡頭以中景／中近景將倚紅樓活現觀眾眼前。正在唱戲的如花與十二少初次四目相投，接著上演的整場文戲都充滿動感。到袁永定（萬梓良飾）帶如花回家，回憶閃接的鏡頭，以及昔日光影淡出成黑暗的效果，都明確引進今昔之別。導演亦運用空鏡，拍攝八十年代五光十色的城市夜景，將「活生生」的香港呈現觀眾眼前。另外，胭脂扣亦有使用溶鏡／蒙太奇去交代石塘咀環境的古今變遷。以電影語言解讀的話，蒙太奇（Montage）即是將時空片斷有意識地組合起來，使之成為有意義的整體。正如三十年代的「塘西風月」，夾著八十年代的西環街景，讓故事有條理地延續下去。除此之外，導演還使用了非柔焦後果，去交代如花回憶過去的情節，以呈現一種不確定性。尤其在如花邂逅十二少的時候，燈光明顯較為明亮，接著電影畫面都較為灰暗。最後在電影尾場的一幕，導演利用雙重濾鏡，將如花與倚紅樓喧鬧的畫面交疊起來，呈現如花憶起往日美好年華的情景。上述這些鏡頭運用技巧，都能營造出更為強烈的時代對比，令電影畫面更為充實。

《胭脂扣》與本土歷史的關係

結構處理方面，《胭脂扣》運用了時空交錯敘事手法，將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香港互相貫穿。運用這種插敘手法，雖然電影不根據時空順序推移，但可見情節仍有着互相緊扣的連繫。情節鋪排方面，導演將如花的過去（即在妓院唱戲和工作的畫面）置於電影的開頭，以引入《胭脂扣》的故事。開首部份，交代了如花和十二少在倚紅樓剛相識的場面。對白裡面俚語的運用，（例如「溫心老契」）讓我們知道場景正代表三十年代的老香港。十二少更為如花送上「如夢如幻月，若即若離花」的對聯，相信這在八十年代，甚至現在的香港都是非常少見。根據香港歷史，倚紅樓的地理位置確實有跡可尋，它是以前一間位於石塘咀的妓院。石塘咀有「塘西風月」的稱號，妓院有數百間。而在1904年，香港第13任港督彌敦，更下令在石塘咀大規模開發色情事業。雖然現在已經面目全非，但當時的石塘咀的確有着這樣的過去。而《胭脂扣》這電影故事，亦是在這個歷史場景下所誕生的。

接著，電影瞬間跳到香港五光十色夜景的一幕。雖然導演並沒有用任何文字或旁白交代時空的跳躍，但從如花和袁永定在報館的對話中，我們知道故事來到了1987年的香港。憑著關錦鵬巧妙的剪接手法，這個由三十年代到八十代年的過渡並不見突兀，由此可吸引觀眾追看下去。如花從陰間回到八十年代的香港，就只為與十二少在石塘咀再次相認。如花跟隨袁永定登上港島電車，以電車行駛般的速度閱覽香港五十年來的變遷。電影在此亦暗諷鄧小平所說的「五十年不變」。簽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後，香港的城市環境並不像論述般一成不變。往日的倚紅樓變了幼稚園，太平戲院變成商場。城市多了一份繁華喧鬧的氣氛，商業味道更為濃厚。八十年代，基於香港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種種變數，電影胭脂扣更可能從中反映了當時香港人對九七回歸祖國的擔憂。正如導演關錦鵬所說：「我拍胭脂扣，大概跟九七回歸有關。」當時的香港人，擔心鄧小平不能兌現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，又對脫離英國殖民政府感到不安。他們常想過去，但又擔憂將來，往往對「現在」的環境感到焦慮。

電車上如花與袁永定的交談，猶如香港過去（電影裡的三十年代）與現在（電影裡的八十年代）的正面交鋒。如花訴說年少時在倚紅樓的細節點滴，生活多麼爛漫美好。袁永定卻從她的論述中得知她是鬼，嚇得馬上逃避所有「歷史」。正如袁永定所說：「我會考歷史科是不合格的！」帶來幽默效果之餘，又帶出對話中所涉及的「歷史」，其實並不承載甚麼具體意義。「歷史」只被用作嘲諷和揶揄如花的特別名詞。而電影角色對歷史的態度，都明顯帶有藐視的成份。除了電車一幕，袁永定未婚妻阿楚（朱寶意飾）在家中驗證如花是鬼的情景，問如花「懂不懂穿牆、飛天？把舌頭伸出來給我看看？」，同樣帶有嘲諷低貶的意味。由此可見，歷史只被視作借鑒現在的對象，擔當著推門而入又匆匆退出的角色。

《胭脂扣》所呈現的香港歷史

電影《胭脂扣》，取材自香港回歸前大是大非的八十年代。當社會大氛圍正集中討論「殖民時代結束」、「民族恥辱終結」等等嚴肅政治議題，有人並開始質疑胭脂扣電影反映歷史現實的能力。但電影始終是電影，當中的寓言性、文學意味定必比新聞報導／紀錄片強。電影《胭脂扣》相較之下，正正給予觀眾更多想像的空間。對於八十年代的香港人而言，《胭脂扣》電影為他們帶來了情緒宣洩，情感逃逸的出口。很多人選擇沉溺於如花與十二少若即若離，纏綿但又煎熬的戀情之中。十二少對如花「乾煎石斑」般的追求，更為觀眾帶來許多趣味。與其將胭脂扣與重現歷史的紀錄片相較，不如將之視為大時代下的愛情故事小品。

然而，導演關錦鵬與原著作家李碧華，對《胭脂扣》的歷史資料搜集並不馬虎。這可以從描述「塘西風月」文化中看到。三十年代流行的文化詞匯，例如「埋街食井水」、「老鴇」都一一在倚紅樓對白裡出現。正如剛才所說，石塘咀倚紅樓的舊址，現在仍然可以追尋。此外，當時的粵曲及廣東大戲，都在《胭脂扣》裡巧妙地被重新再用。有如如花唱的《客逃秋恨》、十二少唱的《胡不歸》等，都是香港八十年代文化歷史的見證。

最後，電影佈景的場設，亦可反映關錦鵬對重擬當時歷史別有用心。倚紅樓妓女大紅大花的旗袍，鴉片臥榻等等道具，都散發著頹塘風情的魅力。要製作像《胭脂扣》的本土電影，導演必須以真實的歷史資料、文本記載作為依據，他們難以憑空捏造電影設定社會背景。而上述這些方面，都引證了《胭脂扣》並不完全脫離歷史，雖然它未必能像紀錄片般刻畫史事。

從文化論述角度看，《胭脂扣》電影可從歷史邊緣反映香港獨有的地位。它可被視作一種另類香港歷史的描述。因為歷史應是多面向的，不應只有一言堂的結論。作家施叔青曾以「妓女的身不由己」，去比喻香港九七前的殖民身份，正如《胭脂扣》裡如花的角色。如花命運悲苦，地位悲微，靠努力工作換取更舒適的生活。她可以象徵當時默默耕耘的香港人，仍在努力尋找本土認同感和歸屬感。由此可見，歷史的更深一層意義，在於為香港人建構一種文化身份，這遠遠比純粹複述歷史更為重要。

懷舊手法處理《胭脂扣》

我們可以評定，《胭脂扣》是一部充滿懷舊風格的電影。根據學者詹姆遜（Fredric Jameson）的解釋，懷舊電影在後現代主義下，是種「催眠性的新美學模式」。真正的歷史，可轉換成供消費的光澤圖像展現在我們眼前。在商業條件作祟下，有些香港電影呈現了拜物式對舊物的祟拜。而觀眾消費的，往往是懷舊電影營造的舊日脂粉。這些都未必反映真實歷史性。有如電影對舊物的展示和收集（舊曲詞、塘西舊侶掌故、鬼佬涼茶等等），牽動觀眾的情感已經比歷史本身重要。「懷」比「舊」來得深刻，因為此刻的臆想代替了過去的歷史。

正如伽達默爾（Hans-Georg Gadamer）對歷史意識的解讀，歷史事件，往往變成了玩弄光景的連台好戲。在《胭脂扣》裡，本土歷史的使用或許能起借古諷今的作用，對後世的影響更為深遠。如花和十二少的故事，提醒了袁永定和阿楚要著重承諾，好好珍惜眼前人。電影末端，如花將胭脂扣還給十二少，二人愛情最終劃上句號。歷史，就有如無法刪改的事實，循環地提醒後人不要重蹈覆轍。如果《胭脂扣》的故事如同歷史，同樣承載著警世的意義，我們又何必糾纏於本身的真實和虛擬性？

總括而言，我們可以從關錦鵬著名的《胭脂扣》電影中，剖析香港導演處理本土歷史和記憶的手法。配合一系列畫面和鏡頭特效，關錦鵬成功地展示了香港古今的時代對比。時空交錯敘事，編織了屬於本土三十／八十年代的愛情故事。電影《胭脂扣》有著牽引觀眾情感的神奇力量，配合梅艷芳和張國榮出神入化的演技，不愧成為香港電影的經典。懷舊電影雖然未必完全根據歷史，但同樣可以深入民心。《胭脂扣》已有足夠條件，成為百世流芳的本土電影代表作。

參考資料：

也斯：〈關錦鵬：在中國與香港之間〉，載張美君編：《既近且遠、既遠且近 關錦鵬的光影記憶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7年），頁14-18。

〈石塘咀 歲月不留痕〉，《頭條日報》，2015年。

李展鵬：〈重訪倚紅樓，重訪香港歷史──寫在梅艷芳的四十八歲誕辰〉，《澳門日報》，2011年。

陳致聰：〈談《胭脂扣》時空交錯敘事方式所建構的多層空間〉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論文，2014年。

焦雄屏：〈胭脂扣 頹廢中的激情謳歌〉，載張美君編：《既近且遠、既遠且近 關錦鵬的光影記憶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7年），頁328-329。

潘國靈：〈胭脂扣〉，載張美君編：《既近且遠、既遠且近 關錦鵬的光影記憶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7年），頁330-332。

羅崗：〈想像香港的一種方式〉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論文，2001年。